【财新网】（记者 谢海涛）“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在《革命年代》出版五年之后，已故历史学家高华的文字再度在大陆结集出版。
2015年11月下旬，在高华病逝四周年前夕，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历史学的境界》，向这位一生以学术为志业，关注家国命运，“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思考和勉力写作”的学人致敬。
“历史学的境界”
高华（1954－2011），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2007年罹患肝癌，天不假年，2011年12月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代表著作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革命年代》等。
《历史学的境界》是高华在大陆出版的第二本书，由其好友、作家章诒和题写书名，书名取自书中收录文章“和研究生谈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究竟是什么？”。高华在书中对弟子说，“最重要的是史学研究者应具有的一种思想境界，这更不是读‘理论和方法’就能获得的。它包括：辽阔的视野，大气，目光贯穿于中外，贯穿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是眼观鼻，鼻观心。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各种现象。对人，对人类基本问题的诗意的关怀。有一种独立自由的人生态度，既不脱离现实，又在思想上超越世俗。阿伦特说过：坐在垃圾山上也能看到光明。最后，有某种历史感的高度。”
该书责编之一马希哲认为，书名比较契合高华的治学境界与人生追求。借助于历史学，高华展现了自己的辽阔视野、家国情怀和历史文化意识，如果说个体生命对历史的体会和理解是历史学的最高境界，毫无疑问，他用自己的著作和生命历程为我们进行了具体的诠释。
书中援引华东师大教授许纪霖的评价，“高华兄是对中共政治有最深邃洞察的当代学者……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思考和勉力写作，没有什么人比他更对得起历史学家和思想者的荣誉了。”
《历史学的境界》共20万字，279页，是高华的文章结集。财新记者注意到，与作者其他皇皇专著对某一问题系统论述不同，该书展现的多是高华在治学、著述之余，散逸而不可多求的洞见、智慧。
马希哲介绍，该书收集了高华专业论文之外的其他文章，包括专稿、演讲、书评、时事观察、论文评议、讲课记录等，与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革命年代》并无重复内容，与其他版本相比也各有所长。书中篇章，与更严谨更讲究学术规范的论文相比，论述相关问题时更为清楚明了、直击肯綮。书中既为读者梳理了现代史上的若干关键问题，也能看出一个优秀历史学家对现实世界的独到把握，展示出其志业和情怀。高华将学术作为一生的志业，既有对知识的追求和兴趣，也有对人类基本问题的诗意的关怀。在本书中，高华不仅仅是一个冷静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感情充沛的读者、一个关注现实的思想者。
“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
《历史的境界》收录文章，不乏宏大叙事。该书开篇第一章，就是“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收录五篇文章：“创建中国现代民族独立国家”、“谈中国20世纪的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蒋介石民族主义观之得失”、“谈谈抗战历史的几个问题”、“谈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
上述篇章延续了高华对民国史的研究，承继了高华观察百年中国的脉络。
“革命”是高华观察百年中国的重要切入点。在他上一本书《革命年代》里，高华考察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叙事的源流及分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面向社会底层的改造路径；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主要面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渐进改造的路径；以及在革命的名义下，两条路径的流变与结局，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高华对革命问题的关注，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逝世前五个月，2011年7月，他抱病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还在畅谈20世纪中国历史上国共两党早期共享的“革命叙述”的流变；1927年之后中共“革命叙述”阶级性的建立及其特点，1949年以后如何一步步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后“革命叙述”的转换等。（详见《“革命叙述”的兴起——高华访谈录》《“革命叙述”的延续与转型——高华访谈录》）
《历史学的境界》延续了高华的革命叙述，旁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革命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与中共建国，皆有所思考。
“在海峡的另一边”
《历史学的境界》以“在海峡的另一边”为题，收录高华早年观察台湾的数篇文章，涉及“台北二二八‘牵手’的现场观感”、“不让选举妨害正常的社会生活”、“选战中绿蓝两营的动员形式”、“2004年‘三二〇’之后台湾的选举震荡”、“近距离感受‘台岛心态’激进主义的再思考—从台湾谈起”。
这组文字此前并未结集出版过。高华长时间关注国共问题，台湾问题是他既往研究的延续，他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关注社会问题，观察台湾各种力量的运行轨迹，很容易梳理出历史的大脉络，可谓别具洞察。
《历史学的境界》出版之际，恰逢“习马会”开启两岸关系新纪元之时，两岸未来局势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的显要话题，上述篇章于此似乎颇具现实意义。
据财新记者所知，高华对台湾问题早有关注，还在1980年代读研期间，他已参与南京大学最早的台湾研究，参编《台湾三十年》《八十年代的台湾》等。2004年2月至7月，高华赴台湾政治大学担任客座教授，适逢台湾大选，得以进一步比较两岸体制运作上的异同，并以笔名在《凤凰周刊》发表“大陆应知晓的台湾竞选生态”、“近距离感受台湾的‘岛国心态’”等文，剖析政情演变。
在高华看来，20世纪前半叶，国共两党都致力于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其理念、方式和道路，都延续到1949年之后，对海峡两岸的社会发展起到支配性的影响。而观察两岸制度与价值的变迁，为培育健康正常的社会提供借鉴，是他兴趣所在。
高华对于台湾历史现实问题的观察，还散见于相关书评中。《历史学的境界》收入了他研读台湾作家王鼎钧的两篇书评：“他何以选择离开”、“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高华晚年最为重要的文章，“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同样收录书中。高华以1.7万字的长文，高度评价了龙应台的人民史观，更以宽广的视野，梳理1949年之后两岸巨变，并就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结合两岸背景，进行了比较性论述，以探讨新价值形成之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今日读来，仍是弥足珍贵。
“历史学的技艺与观念”
高华生前以名师著称，从1987年毕业留校后，先后在南京大学、华东师大讲授《20世纪中国政治与左翼文化运动》《马列史学名著导读》《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现代史研究》《当代中国史专题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史史料评介》等，凡二十余年，盈门桃李笑春风。
其大课，全校轰动；课余，师生对话，智慧的火星迸溅，时有洞见。其魅力，不止是妙语生花，更在于思想的启蒙。他善于从最细微的史料出发，旁征博引，以最克制之叙述，最客观之史实，还原革命悲剧根源，以思索家国命运。
《历史学的境界》中，以“历史学的技艺与观念”为题，收录“近年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对张鸣‘近代中国教育之我见’的点评”、“对周晓虹‘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论文的评述”、“国家主义的文字、图像的再造”、“与研究生谈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和研究生谈几本史学名著”等篇章。
其中，既有高华在课子授徒时，对学术路径、史学“家法”之卓见，更有思想之启蒙，是为高华传道、授业、解惑篇。有志于史学的年轻学人，虽未必皆能登堂入室，亦可略窥一代史学大家治学之门径。
从形式上看，这一组文字，是书中最为零散的部分，有的只是三言两语，但读后或许同样给人很大的启发。高华在评价学术著作和论文时，犀利而直率，往往寥寥数语，就能精准地把握肯綮，直指关键，而这些看似零散的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正体现了他治学的精髓。
终于到来的出版
《历史学的境界》出版在即，据财新记者了解，公共空间已多有期待。
高华生前，在公共知识界享有盛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称，高华是近代史学界研究党史的佼佼者。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两方面他都领风气之先。他的研究有很强的个性，也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表现了一个学者的诚实、正直和独立思考。
但在当下行政化、官僚化的学术体制里，高华多年处于边缘状态，其书与其命运共浮沉。他的书虽为严肃的学术著作，一出版，往往洛阳纸贵，却又容易被意识形态化。
2000年初，高华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被学界评论为“这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一举奠定其学术地位。遗憾的是，该书却不能进入大陆公开的学术平台，让人徒呼奈何。
2004年，高华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出版《身分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2005年12月，在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直至2010年1月，高华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革命年代》，是为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其时，他已重病近三年，数月前，又承丧母之痛。
2011年12月，高华英年早逝。
2012年，由熊景明、徐晓主编的纪念文集《史家高华》，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一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也计划根据高华讲座实录、研究文稿、谈话记录，整理出版《历史笔记》，全书共五部分，28万字，后因种种原因，出版一事风流云散。
2014年，弟子黄骏编辑整理其师遗稿，为他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历史笔记》两册。
又一年后，《历史学的境界》在黄骏的大力协助下，终于将在本月出版。■
更多报道详见： 高华的后二十年（上）：《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